【正版包邮】印象阅读丛书(精选套装共6册)李辉主编 在水边矮纸斜行读书识小录绿茶书情思想光谱翻阅时光 阅读评论书评集图书籍.

《在水边》

若把契诃夫与中国现代作家相比，他是与沈从文相近的，而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则拉开了差距，因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立场依然是与那些平凡人物隔离的。比如，同样是写所谓“克夫”的不幸女人，对比契诃夫的《宝贝儿》与鲁迅的《祥林嫂》，或许可以看出这种差别。

《宝贝儿》写的是一个纯朴得可笑的姑娘奥莲卡，被人戏称为“宝贝儿”，先嫁给了一位剧场经理，从此一心扑在了剧院的工作上，“她参加彩排，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视的行为。遇到本城报纸上发表对剧团不满的评论，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馆编辑部去疏通”。剧院经理意外去世后，一位做木柴生意的邻居安慰她，也打动了她，次年奥莲卡嫁给了这位木柴商，从此“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什么梁木啦，圆木啦，薄板啦，等等，在她听来，这些词儿包含着某种亲切动人的意味”o而此时对于看戏，她回答说：“我们是干活儿的人，我们哪儿顾得上去看那些胡闹的玩意儿。看戏有什么好处呢？”

第二次克夫后，在度过一段空虚期后，她与租她家房子的兽医成了朋友，从此奥莲卡逢人开口闭口谈的都是各种家畜、各种动物的疾病。兽医离开一段时间后竟带着妻儿归来，喜出望外的奥莲卡每天都要看着小男孩做作业，每天接送他上学……最后她看着孩子熟睡，最害怕的事是这孩子会离开她……

《宝贝儿》刚发表时，不少读者都以为契诃夫是以嘲讽的态度写宝贝儿——那个丢失了自己、“完全没有自己见解”的女人，高尔基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阅读后给契诃夫写信说：“您在用您的小小的短篇小说做着不起的事情——在人们的心中唤起对这个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心情，让这个生活见鬼去吧！”

从契诃夫的本意来说，高尔基所言并没有错，《契诃夫札记》中便有这篇小说的原始素材：

她本是演员的妻子，因而她爱戏剧，爱作家，好像她把全部身心都放到丈夫的事业上去了。大家都惊奇：他娶到了这么一个好妻子；但他去世了，她再嫁给一个糖果点心商，结果怎样呢，熬果酱成了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她已经瞧不起戏剧了，因为她在模仿第二个丈夫方面是虔诚的。

这些女人的内心同她们的面貌和服饰一样，也是灰色和无生气的。她们之所以谈论科学、文学和倾向之类的东西，只是因为她们是学者和作家们的妻子和姐妹。如果她们是警察或牙医的妻子和姐妹，那她们就会同样热烈地谈论火灾或牙齿。让这些女人去议论与她们格格不入的科学方面的事情吧，而且还得听她们讲，这就是奉承她们的不学无术。

然而托尔斯泰读过这篇文章后却极其喜爱，到处推荐，并分析说，契诃夫本意“显然是想嘲笑凭着他的推理认为是个可怜虫的“宝贝儿”，“因为是无意中写出来的”，契诃夫的本心“不允许”他嘲笑，结果一开口“却成了赞许”——托翁的分析我以为是成立的。

写作素材和最后的写作结果出现偏差是很正常的，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偏差，原因就在于作者是在用情感写作，用良知与情感丰满笔下的人物。契诃夫要写这样的人物，最初当然不无嘲讽之意，从札记来看，契诃夫的本意其实是要挤出并呈现那些女人所具有的“奴性”成分的，但他人性里的温暖与卑微人物“血脉相通”，使得最后的呈现并不相同，对比虚伪的剧团经理、逢场作戏的木材商与庸俗的兽医，反而映衬出“宝贝儿”的单纯质朴，所以也有人从中看出契诃夫赞许的是一种普通女性真正的自我牺牲——一种真正的“大我”，就像国人所说的“菩萨”。而最后，作品的真正价值终于让位给了“人性”与“美丽”——而这未尝不是契诃夫内心深处所追求的。

契诃夫自己说：“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还是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

——这是一些让人怦然心动的话语。

“人是美丽的“只是一个希望，契诃夫说：“再过三百年，生活将会变得多么美好啊！”（作家库普林回忆）——为什么是三百年，而不是三十年或一百年，用如此之长的时间期许这样的诗意是建立在对当下绝望的基础上的。

但契诃夫绝望透了吗？

还是来看他的作品：契诃夫写了那么多的无奈，比如《一个公务员之死》、《套中人》、《变色龙》，乍看起来，契诃夫笔下的那些平凡人物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希望，灰色、阴郁、消极，那些可怜却又可悲的小人物有什么未来呢？而事实上，这只是表面的感觉，就像《宝贝儿》给人的表面感觉一般，和契诃夫有过密切交往的人会说到他身上某种像水晶一样经久不变的冷漠，他的文字客观，不动声色，几无自己的主观情绪，契诃夫对此的解释是“或许来自一个医生的体验，精细的诊断，不带偏好之情，不怀恻隐之心，而是一份深沉的同情”。他不想用主观的情绪感染他人，他不想“教导人做什么”，他只是画出那幅剪影来，让你们自己看，自己对照一一他直觉这些人是不应当这样生活的，因为这根本不是“人的生活”，那些人更多的只是身不由己，庸俗社会的大染缸染就了他们的庸俗，他希望他们能像自己这“农奴的儿子“一般，”“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然后，“在一个美丽的早晨醒来，觉得自己的血管里流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人的血了”。

所以他的绝望只是当下的绝望，换言之，即暂时的，而非透入心髓的绝望。

契诃夫是有着他的希望的。

（四）相信永恒，相信未来的人心

契诃夫仿佛是俄罗斯夜空的一颗亮而巨大的星子，一直温暖注视着人类，那些遥远的俄罗斯乡村，那些寒冷的草原，那些温暖而低微的平凡人事。读契诃夫的文字，幽默之外，更有一种含泪的微笑。

他是心疼自己笔下的一切人物的，即使那是“变色龙”一般的小人物，即使对于他所厌恶的“庸俗人的庸俗”或“奴性”，他给出的其实并没有苛责，最多只有一点点善意的嘲讽与温暖——虽然表面他好像是冷漠的，但其实他的心一直在那人的身边。

契诃夫拥有的其实是一种悲悯的境界——说彼时的契诃夫是悟道者大概并不为过。

从这个角度而言，凭着一种骨子里的寂寞与孤独，契诃夫其时已经抵达了永恒，时间愈久，契诃夫的魅力就愈加明显。

契诃夫其实也是相信永恒的。

他在《在大车上》写一位进城的乡村女教师：

    她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她在这一带地方已经生活过很久很久，将近一百年了。她觉得从城里到她的学校，一路上每块石头，每棵树，她都认得。这儿有她的过去，有她的现在，至于她的未来，那么除了学校、进城往返的道路，然后又是学校，又是道路以外，她就想不出什么别的前景来了。……

而在契诃夫本人最喜欢的那篇《学生》中，则可以看出契诃夫的悟道者身份及信仰所在。《学生》写神学院的大学生伊凡•韦里科波尔斯基打完山鹬，夜行回家的路上经过寡妇菜园，遇见母女俩在夜色中烧起一堆篝火，大学生上前取暖，自然而然地聊起《路加福音》上所载耶稣被捕的那一夜，“彼得恰好就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在篝火旁边取暖”，大学生说起彼得的啜泣，“瓦西里萨虽然仍旧陪着笑脸，却忽然哽咽一声，大颗的泪珠接连不断地从她的脸上流下来”，告辞后的学生想到哭泣的母女俩，便认为“刚才他所讲的一千九百年前发生过的事就跟现在，跟着两个女人，大概也跟这个荒凉的村子有关系，而且跟他自己，跟一切人都有关系……他的灵魂里忽然掀起快乐，他甚至停住脚站一忽儿，好喘一口气。过去同现在，是由连绵不断、前呼后应的一长串事件在一起的。”他觉得他刚才似乎看见这条链子的两头：只要碰碰这一头，那一头就会颤动。

从这一点看，与其说契诃夫相信的是永恒，不如说契诃夫相信的是人心。他相信的是千百年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像中国俗语所云：“人心都是肉长的”，从这一点看，其实是可以相信人类的未来的。

契诃夫说：“那些我们称之为不朽的或简称之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们陶醉的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在朝着一个什么地方走，而且召唤您向着那个地方走……他们中的一些人，按各自不同的大小才干，有最近的目标：废除农奴制度，解放祖国，政治，美好的事物，要不干脆就是伏特加，像杰尼斯•达维多夫一样；而另一些人则有遥远的目标：，上帝r，九泉下的生活，人类的幸福，等等。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是现实主义者，把生活写成它本来有的样子，但由于每一行文字者区像浸透了浆汁似的浸透着目标感，您除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外还感到那种应该有的生活，而这一点也就使您心醉。”

可以说，除了初出道的平庸之作，契诃夫成熟的作品一直浸透着这样的情感——“除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外还感到那种应该有的生活”，“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醋栗》、《带狗的女人》、《出诊》、《出差》、《新别墅》、《新娘》等无不如斯，而且，愈到后来，这种相信人性永恒、未来美好的信念就愈加明显。

契诃夫辞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太久太久没有喝香槟了”。

奥尔迦•克尼碧尔回忆说：“这是一个闷热的七月夜晚．他们打开了所有的窗户，但病人仍然呼吸困难。医生们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仍无法恢复心跳。到尽头了。有人拿来了香槟。‘安东•巴甫洛维奇’，他仿怫到某种重力的拉扯，十分艰难地坐起，高声用德语（他的德语说得很差）对医生说：‘Ich sterbe．’‘我要死了。’然后他握起酒杯，把脸转向我，努力给出他最好的笑容，说：‘我太久太久没有喝香槟了。’他平静地一饮而尽，然后轻轻地往左侧躺下。”

就像他的小说，在苦难人生的背后，契诃夫一直希望营造或捕捉一丝让这个世界亮起来的清美的光辉，并让这一小片光温暖世道人心——他自己最后留给后人的便是“最好的笑容”。

他曾经念念在兹的，是那些失去了的人心，那些丢失了“人”这个字而成为“奴”的人，他或许想用自己的笑容照亮他们。

对比中国当下的现实，契诃夫作品正呈现出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光辉甚至可以说，一些小说或言论一字不易，对于当下的中国依然十分贴切。契诃夫笔下的奴性是一面镜子，在这个物质而浮躁的当下，又有多少人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强权、虚伪或物质的奴隶？契诃夫曾说：“你的面包是黑色的。你的命运也是黑色的。”在当下中国“房奴”、“车奴”、“卡奴”的背后，当权贵阶层可以让一位大学生在上海工作50年才真正买得起一套可供栖身的小小住房时，这个世界，又有多少“人”的尊严可以负担得起呢？这个世界，与契诃夫批判的“奴性”时代又有多少真正的区别呢？而在上海20 1 0年1 1月的一场大火背后，在“奴性”和种种庸俗与丑恶之外，

一种清晰可见的上海城市公民意识的成长、一种人的意识的成长，显然可以让我相信契诃夫在1 00多年以前的判断。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尽管仍未走出泥淖，但却正在走出，也终有一天会到达契诃夫所描绘的“那种应该有的生活”——因为，最终“人应当是美丽的”。